今日雨水 春雨贵如油

云‘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者，则，法也。

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卷九第十六章直接引《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卷五第十六章云：天设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设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设其道而百事得序。四统者具，而天下往之。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如是则灾害生，怪异起，群生皆伤，而年谷不熟。曰：善生养人者，故人尊之。

卷一第二十五章论仁道有四：有圣仁，有智仁，有德仁，有磏仁。父宽惠而有礼，子敬爱而致恭。把儒家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绑在一辆战车上，有失公允，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儒家在制约皇权方面有不少思想理论和制度设计，仅举数例如下： 第一，天道天理、德治仁政为君主制的价值标准。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第70页，广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从新文化活动以来就一直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路一边倒地进行着极端的否定，简单地认为儒学就是封建纲常名教,是封建社会的或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二千多年来历代封建王朝利用孔子儒家思想进行专制统治，是造成近代落后的根源，笼统地把罪名扣到儒学，特别是孔子头上，给孔子背上了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基础，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罪名。儒家批判精神具体体现为积极的、直接的、对抗性的和消极的、间接的、不合作的两种方式有，前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上升或基本正常状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后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下降或没落的情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12年，第85-86页。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183-184页。

第五，士大夫政治的主体意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在这一意义上，‘同治或‘共治显然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在‘治道方面的体现。其实，科举本来是政府为了打破士族世袭，从民间提拔人才，借以整顿吏制。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7页。第三，中国古代的政府是士人政府。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374页。他们虽然接受了‘权源在君的事实，却毫不迟疑地将‘治天下的大任直接放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主要为社会提供一套是非观价值观，并以之作为限制皇权的武器，这便是他们所共同尊崇的道。他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系统而全面地检讨了道学（或理学）的起源、形成、演变及性质，将理学放回到它原有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加以认识。

有的王朝帝王几十年不上朝、不理政，国家的管理照样运行，也不一定就出现严重失误。这种权力具有无条件的绝对性。

第二，多种制度设计的制衡机制。如果用现代西方的语言，就是engagement（参与），即存在主义所谓的参与感。而且，我认为根本没有可能性，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远从两汉以下，即一向以地方察举及公开考试，定为人民参加政治惟一的正途。因于有此制度，而使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融成一体。我们有时很不恰当地说‘孔子的宗教。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尽管不全是贤能之士，但能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这样不但拓展了政府选拔人才的基础，而且使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寒门之士有机会通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以上的方式和内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在不同儒者身上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欧洲不同的是，中国因为有孔子儒家思想，维持长治久安，国家统一，防止了中世纪神权政治的黑暗，中华文明能够一脉相传地发展到今天，这主要不是儒家学说的功劳吗？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为了批判欧洲的封建专制主义，推动启蒙运动，极力赞扬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帝王固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种绝对权力、绝对专制。儒家之所以选择君主政体很大程度是早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产物，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正如有学者所论：中国自国家诞生之日起，就采取了君主政体，……中国古代政体的单一，使孔子和其他的儒学者不知在君主政体之外还有什么政体，他们也想像不出还会有不同于君主专制政体的存在，在这种观念下，儒家学者在其政治思想中只能把君主政体设计得尽可能完美，不可能超越君主政体，设计出另外一种政体。

其次，太学除具有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的功能外，更重要的功能则是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三联书店2001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恐怖离不开暴力，儒家尚德不尚力，儒家在理论上是专制主义的批判者,在实践上则常常是专制主义的迫害对象。

这表明儒学对十八世纪欧洲反愚昧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是儒学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

在汉代，内朝指王室言，外朝指政府言。但在婴孩时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中国近代落后，人们纷纷归咎于儒家学说。儒家的精神是既在这个世界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

第四，汉代设立太学，是士人政府的精神核心。1949年以后，儒学在大陆已丧失了其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也没有了影响，在社会上也基本上排除了儒学，但为什么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还会形成个人崇拜、思想独断、民主法制破坏、社会道德下降等问题。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士人政权是以德性与学问为标准的，比起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见到的其他政权形式应该是最好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以德治仁政为进步价值标准承认君主制的合法性，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后世儒者总结历史上朝廷兴亡的经验教训，认为有德与无德是兴亡的标准，反复告诫君主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

理学家们以各种方式抑制君权，伸张士权，在君民、公私论上有似于西方契约说。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的一切实际责任。

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创造更为公平、公开及公正的选人、用人制度。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这其实就是当时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

也许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东亚日本、韩国、越南都曾经效法中国实行科举。因此，毋宁说儒家是不得不认可君主制，但主张限制君主的独裁，可以说是反专制的。